这就可能产生如下情况：当立法机关组成人员不赞成修正案中的某个条款时，无法在整体表决中反映出来，只能搁置自己的意见投赞成票，使得整个修正案通过，或者投反对票、弃权票从而拖延整个修正案的出台。

（二） 统一法律修正案的法条序号设置 由正文和序号两部分组成的法条，是法律的基本构成单位。宪法修正案的法条序号使用的是第C条的设置方式，而且新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的法条序号与此前的宪法修正案保持连续。

[6] 1982年宪法的修改在我国首次采用法律修正案的修改方式。通过阅读宪法和依照时间顺序附于其后的一条一条的宪法修正案，民众可以透过条文获知美国宪法的历史沿革。第二个司法解释则规定，刑法修正案应当与刑法原文结合起来引用。第三，修正案修改既有的刑法条款的，应当先废止既有的刑法条款，而后直接以增加新条款的方式写明新的条文。但从表述方式来看，我国现有的法律修正案并不是独立可引用的法条，而更像是一个法律修改说明。

（四） 完善法律修正案的表决方式 表决是法案通向法律的关键一环。因此，立法机关应当改变刑法修正案的法条序号设置方式，使其与宪法修正案以及其他法律保持一致。安本典夫，2008：3），同时，该地区的事件本身也成为"社区营造"运动的代表例之一。

就现今的认识角度而言，在日本，这些设想已经属于极为普通的理念和方法，但在当初则具有先驱性价值和意义，因为其改变了先由行政机关制定城市规划图纸，之后再告知居民的制度性做法。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其原因在于方案内容将对区域之内的土地所有权人等利害关系人产生具体的权利限制和负担，所以必须对规划编制者设置这样的征求意见义务。5 日语"法令"是指国会制定的法律与国家行政机关表现为命令形式的行政立法的合称，后者具体是指内阁的政令、总理府的府令及其各省的省令。与"城市规划"的法律概念相对照，这些运动的特征集中表现为：①空间地域范围比较确定，通常是指居民日常生活所及范围之内的聚居地、地区单位之内。

这里所谓的共同的场合是指共同的空间、共同的设施、共同的系统、共同的服务、共同的活动和共同的文化的总称。例如，原建设省编订的《建设白皮书》和国土交通省编订的《国土交通白皮书》中，也开始滥用"社区营造"的词汇，不仅如此，在后来还有意识地制造和使用"国土营造""道路营造"和"社区营造"等概念来替代原本的国土开发、高速道路建设和城市开发的概念。

参与三轮田"社区营造"运动的规划师，改变了过去从纵向的角度自上而下地观察城市和制定规划的方法，变为积极参与实地调查，由下至上关注居民意向。总之，该城市规划法律体制的正当性基础，建立在"国家高权" 之上，自始就排除了市民或居民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地方城市自治权。1980年日本《城市规划法》经修改后，其中增设了"地区规划"制度。④分担因开发所发生的必要费用--负担条款（如教育设施建设费等）。

这时，"社区营造"是作为"城市规划"的对抗性概念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并进而影响了现代的城市规划法律制度。在法定的编制程序之前，这些地方公共团体会制订先于方案的初步方案，并通过居民说明会或学习会以及居民意向调查等方法，寻求居民间的意见统一。③具体内容表现的是居民为主体的活动，即使在官方主导的活动方面，居民通常也积极地以一定的形式深度参与其中。历史上一直是由国家或中央政府掌握着规划的大权

我国许多法律被作为纲领和宣言制定，因而从来就没有是否要通过诉讼形式或其他争端解决程序实施的问题。这种观点显然是这种仅反映从上而下运行方式的法律特征的逻辑归宿。

（注：有的教科书讲：一国执政者特别看重法律、制度的作用，以法治国，即为通常所说的法治。由文字和规范构成的法律规范不可能自动运行，而要靠法律关系的参与者通过各种主动或被动的行为来实施法律规范，推动其运行。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提出的放权、小政府大社会等提法，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中提出的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等措施也都反映了我国社会对这种双向法律运行模式的呼唤。它们的宗旨在于宣告一种国家政策和精神，而非在于赋予公众某种赖以诉诸公堂的法律根据和程序。但是，虽然我国的宣言性立法和外国的象征行立法或叙述性立法在形式上颇为相像，它们在适用上，即可诉性上，却大为不同。在实践中，我们当然不可能在所有的法律条文中都规定相应的具体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这一观念的宪法根据是宪法第2条和第5条关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违反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规定。近年来，不少国家立法和国际条约都出现这种倾向，例如人权、环保等方面的立法。

除了宪法外，我国还有一些法律历来缺乏可诉性。） 笔者认为：这些特征和规范作用确实真实地反映了法律的属性，但是它们仅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某些重要方面的属性，而忽略了其他的角度和方面，不能完全反映现代法治的要求。

后案则试图论证第24条和第22条的关系，以决定偷渡到香港的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是否应当遣返内地的问题。除去它所包含的视诉讼为解决争端的唯一途径的观念外，它标志着法律的至上性在社会中的确立，也反映出民众对法律制度的信任和依赖。

同时，只有通过强调能够激发和鼓励当事人主动性的可诉性，才能使法律成为广大民众手中武器，而非仅仅是政府手中的控制工具。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

一个法律规范并不一定等于一个法律条文。）在上述各种意识中，法律至上的观念尤为重要。本文对此不多论述，而是仅仅列出一些可以考虑的方面。国家鼓励……与国外科学技术界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

综上所述，法律的可诉性应当成为法律，特别是现代法治国家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有些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并不同时存在于一个条文之中。

它包括：法律执行，即由国家行政机关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实施法律的专门活动。法律的生命在于它在具体事实中的应用。

而在我国，这种宣言性立法的可诉性则大为削弱，几乎丧失其作为法律规范的功能。可见叙述性法律的可诉性仍然存在，并未因制裁的缺少而失去可诉性这一重要的法律特征。

参见：Bulle-ti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Vol.42,1994,p.827.）。在这种制度下，任何法律规范都可以被作为诉讼的根据。（注：郑成良、董进宇、霍存福：《论依法治国之法理要义，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只有在这样一种模式中，人民大众的主动性和积极作用才能发挥出来。

而必须采用从一般大众到政府以及从政府到一般大众的不断的立法、规范、监督、反馈和修正的良性双向运行(reciprocity)模式（注：Fuller引用社会学家Georg Simmel 的话说：政府和公众之间有一种相互尊重，如果这种相互关系被破坏，公众也就不必遵守法律了。虽然随着法制建设的推进，政策的法律化强化了法律的中心地位，但是法律的政策化则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

见Dworkin:Law's Empire.），可以被任何人（特别是公民和法人）在法律规定的机构中（特别是法院和仲裁机构中）通过争议解决程序（特别是诉讼程序）加以运用的可能性。其他同类教科书，如国家教委和司法部组织编写的教村、各大学自行编写的教科书，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种观点。

这一特点在以判例为主导和基础的普通法系中尤为显著。可以说，从70年代末法制建设开始以来，我国法制建设主要集中在立法工作上。